作者简介

张冲博士，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电影学院中国民族文化影像传承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研究员，ISFVF国际学生短片电影节审片、评委，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学报》责任编辑等。

主讲课程有《电影文化研究》《新时期中国喜剧电影研究》《影视剧作理论与创作》《欧洲电影史（ 当代北欧与东欧电影）》《中国电影史》《中外喜剧电影比较》《电影批评方法论》《英美电视剧研究》《大师研究》等。

出版专著《电影文化研究》《1977年以来中国喜剧电影研究》，译著《行为表演艺术：从未来主义至当下》等。研究之余，也从事文学创作。

原标题《不同影片中的“生死”问题》

2020年底国内院线先后放映了中外两部讨论“死亡”问题的影片《心灵奇旅》（SOUL）和《送你一朵小红花》（以下简称为《小红花》）。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比较忌讳谈论死亡，如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即便我们的“墓葬艺术的持续性和丰富性没有哪个国家的古代文化可以与之相比”，由于语言及文化等多种原因，关于死亡的思想与认知在当下国产电影中较少涉猎。

由于社会日常生活礼仪的需求，国人都较为委婉地规避对死亡、绝症等相关的讨论。但随着互联网使得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知识结构变平等状况，传统文化与异域文化对生死的价值观及其认知，必定会对我国当下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两种角度讨论“死亡”：情感层次的认知与人的普遍性存在

老子从辩证的角度谈论“远曰反” 或“反者道之动”的普遍性规律，如果运用到“死亡”这一概念时，颇有来处即归处的意思。老子所论述的普遍性问题比较抽象，在当下中国电影中较少论及，后者较多地关注“情怀至上”或“情感至上”。

电影教育界曾有“故事为王，情怀至上”的说法，这与西方电影中的文化认知略有不同。比如《阿甘正传》里， 妈妈临终前安慰阿甘：“不要难过，因为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在西方的基督文化或形而上学的认知中，死亡是作为生命的一部分，与生、存在等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或者说是循环的整体。

西方文化中“死亡”的观念与古希腊哲学的“灵魂”假设说息息相关。电影《心灵奇旅》的英文名字“SOUL”， 就是对苏格拉底 “灵魂”假设说的一种视觉演绎。

电影呈现的死亡或者阴间，不是漆黑一片，而是耀眼的“光”，亦是对柏拉图的太阳比喻说的一种视觉呈现。苏格拉底做了人的灵魂来自“至善的理念世界”的这一假设，柏拉图运用“洞喻” 对其进行具体化说明，并将“至善的理念世界”以“太阳”“可知世界”等进行比喻，提出了“太阳光”“真人”“影子”等不同层次的认知。《心灵奇旅》中的主人公乔摔入下水道昏迷过去，在生死之交的弥留之际，看到了人类灵魂朝着“太阳光”的光源处——“太阳” 行进与超度。“太阳”作为灵魂的来处与归处，在此时乔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正在归途——即向抽象的不可见的“太阳” 中行进，完成从不可见的“无形”到可见的具体个体，再复归于“无形”的循环。

国产电影《小红花》，则有着不同的死亡认知及对生命意义的不同追求: 主人公韦一航及其周围的人，对死亡充满了惶恐与厌恶等情绪。在面对癌症或死亡过程中，大家小心谨慎地回避该问题，回避过程中多是痛不欲生的苦情与悲情。再加上主角的乏“善”可陈的人设及“突转”的缺场，较少引起观众的真正怜悯之情。

那么何为“善”？“善”在这里首先作为一个脱离简单伦理层面的概念，其哲学逻辑或神学意味在西方的叙事文化中已经根深蒂固， 在老子的中国哲学思想中也可见端倪。电影叙事如何建构“善”？依循《诗学》的形而上逻辑，英雄“善”的建构，要通过一件“可怕之事”来完成，所谓的“可怕之事”往往是关乎选择与生死， 亦即莎士比亚的“TO BE OR NOT TO BE”模式。

《心灵奇旅》中主人公乔的选择，是乔自己死，还是22 死， 这是决定乔本质的一个重大选择——影片旨在讨论人存在的本质及人存在的终极意义。如果说《小红花》不是要建构英雄形象， 而只是表达普通人的日常，那么这个“普通人”就很难引起观众的恐惧和怜悯之情，亦即无法达到“净化与升华”的效果。《小红花》中不符合可然律的煽情、所谓的浪漫与伤感，会暂时勾起人们“表面的怜悯”，但这“表面的怜悯” 中会包含着叔本华所说的“鄙视” 与“厌恶”，难以真正达到艺术的“升华”功效。

在“私愿”与“牺牲/ 救赎”之间探寻人存在的意义与本质

《小红花》与《心灵奇旅》通过面对“死亡”这个问题，在爱自己、满足私愿与救赎他人之间， 给出了两部影片不同的认知态度。中国传统佛教文化对“贪嗔痴慢疑”有过系统论断，国内也有关注执念等问题的作品，如张嘉佳的《摆渡人》（2016年）——其做得较好的关于“善”平衡的处理， 在于粉丝女孩对偶像追求的放弃、放手与真正成长，给出了解决“执念”问题的一个范例。

在处理此类处境时，《小红花》与之不同，面对不可能的结果或者绝境时，癌症病友群的态度是“我不怕病魔，我能战胜它”， 带有“人定胜天”的决绝与悲壮。癌患家属也从心理学的角度给主人公说，人“活的是个精气神儿”。“精气神儿”，这时候带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勉强与牵强。

在《小红花》的故事结尾处， 韦一航最终去了位于青海的“未来世界”，并在幻想中和“平行时空” 的自己与马小远告别，完成了自己的私人愿景。这一“私愿”的完成，说明男主人公“只能爱自己， 或爱那些能够满足自我情欲的人， 把这些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人类生活的普遍状况就是爱自己，而不是爱别人”。但是影片为了让韦一航尽量远离“私愿” 的个人主义，并希冀观众对其产生好感，特意为他设置了几处“善” 行，如结尾处让他用父母的钱给那个失去女儿的父亲买了一碗红烧牛肉面，但效果不尽如人意。这种伦理意义上的“善”，与哲学层面上的“善”的理念所讨论的层次相去甚远。

在《心灵奇旅》中也有类似感性与伦理层次的“善”的情节设置，只不过主人公对人的“伦理” 层次的存在的认知有所超越。

乔曾经把演奏音乐作为自己的梦想而活下去，“从早晨睁开眼的那一刻直到晚上入睡的那一刻”。他担心“生命一无所有”， 执着地认为音乐就是他的梦想， 也是活下去的原因。这时他还处于没有认清生命真正存在意义的阶段。

接下来，22对“荒诞”及存在本身的认知，促进乔逐渐认知世界与人的存在真相与本质；此外， 小学生康妮这个带有愤世嫉俗特征的童版“西西弗斯”，也对乔产生了一定影响。康妮认为学校在浪费时间。22和康妮都意识到了世界的“荒诞”存在特征。

面对“荒诞”，22选择的是逃离与拒绝，并对康妮的选择颇感困惑：康妮既然不喜欢吹号，“为什么不放弃呢？”乔说：“因为她喜欢演奏，她可能说她讨厌一切， 但吹号是她的最爱。”小学生虽然感到虚无与荒诞，但她没有逃避， 而是通过“喜欢”这一本能选择直面之。

面对死亡与绝境，《小红花》中的韦一航，抱着渺茫的私愿在自卑与恐惧中自怨自艾：“怕别人叫我妈宝”“我总是最后一排溜边坐，不想和任何人产生联系”“上天就这么不喜欢我”。后来他能在面对人生变化时从消极到积极， 大部分是因为配角马小远的十足马力驱使。在被动撸串、探险之后， 其负面情绪依旧无法释怀，韦一航对父母“咆哮”，表示 “他无力担负这么多人的付出”，甚至说出了“再不逃出去还不如去死” 的极端话语。

最后在去看梦中之湖的路上， 马小远脑癌复发死亡，这就又为韦一航的“私愿”添了一笔负担。《小红花》结尾没有为这样的“私愿”行为进行“突转”以实现人和事物的升华，而是在完成“私愿” 后就戛然而止，使得影片的认知停留在某一处而止步不前。

《心灵奇旅》中的乔与韦一航不同，乔在完成“私愿”之后有突转与升华，从而认知有所提高，这提高不仅仅是伦理意义上的“善”，而是他对虚无与荒诞的真正认知。这种认知超越了个体伦理存在层次，向普遍性问题认知过渡——22凝视着槭树上的翅果缓缓落下，犹如感觉到柏拉图描摹世界的美妙：“濒临壮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激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出无数的优美崇高的思想语言，得到了丰富的哲学收获。”

经历如此心灵上的狂喜弥满之后，22豁然开朗，在经过对“荒诞”的消极认知后开始自在地对其进行超越，逐渐认清人与世界的本质，觉得虽然地球“荒诞”， 但其存在本身充满了吸引力和魅力，于是决定选择回归与直面， 这也对主人公乔后来的“牺牲” 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利己”与“利他”之间难以理解的“牺牲”美学价值观

《心灵奇旅》与《小红花》两部电影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与讨论“死亡”问题，可以看到中外文化在“利己”与“利他”之间存在的不同文化块垒。

巫鸿曾说：“当死亡被仅仅看作生命的完结时，它不过是一场终将来临的悲剧，人们利用所有可能的手段阻止其发生。”恰如《小红花》中的主人公及其家庭、亲朋等人，他们代表了部分中国人对死亡的认知与态度：畏惧、无法接受并尽可能阻止其发生。“但如果把死亡看作是充满希望的另一世界的开端，现实从此世界到彼世界平稳的转变，便成了人们所期望和追求的目标。”把“死亡” 作为另外一种空间的存在，在缜密的逻辑性基础上使其具有合法性， 这在《心灵奇旅》及其他西方诸多电影中可以窥见。

在国产影片《小红花》中， 两个爱玩的年轻人让观众看到的是轻飘飘的任性与嬉闹，而不是对死亡或活着等普遍性问题的尊重、认真思考与清醒认知，只是为了一己的所谓梦想而进行冲动计划与安排；而马小远的存在甚至不甚明晰，她没有自己明晰的追求和梦想，对生命的深入思考亦缺乏，以藐视的态度对待病症， 她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帮助有梦想的主人公完成他的梦想，使得女性的主体性缺席。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人物的可取之处”会激发观众的“恐惧与怜悯”之情。《小红花》中的十八九岁的韦一航，几乎所有动作都是别人辅助完成，忙碌的父母忙于安抚他，甚至哀求别人来体谅他；偶然结交的女孩马小远也不停地讨好他，为他安排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宜；主人公受脑海中“未来世界”的驱使， 导致在远行的路上马小远癌症复发而死。

《小红花》这样的人物设置和《大鱼海棠》中的女主角的人物设置雷同，因主要人物乏“善” 可取而导致故事缺乏“恐惧与怜悯”之情所带来的巨大张力与震撼力，更不用说达到“净化与升华” 的艺术功效。

“也许眼见死亡时，人才首次想到了超自然，才对目光所及之外有所希冀。”《心灵奇旅》结尾处乔提升了自己的认知层次， 过去，他最大的意义不在于找到全职的稳定的教师工作，而在于自己的“音乐梦”的实现，一辈子都在等待这一时刻，他以为这一刻会有所不同。但年长的钢琴家告诉他今晚是这样、明晚也是这样的时候，他兴奋的热度渐渐冷却下来，也开始思忖成功的意义以及存在对于他人的意义。

面对22留下的，乔对自己急于参加演出与22匆匆换回身体进行了反思。因着这“私欲”或“私愿”，乔忽略了22的存在，当22说“也许看天空就是我的火花， 或者走路是我的火花，我真的很会走路”。因为乔急于要回自己的身体，他草率地认为22据理力争的话语及其积攒下的棒棒糖、翅果及吃剩的比萨和面包圈等东西太过普通与简单，不足珍视， 更不可能作为22返回地球的火花。但随着乔对存在意义的重新认知， 导致他对22的认知与选择重新审视，并开始关心与爱他人。所以当乔再次选择，他以“牺牲/ 救赎” 的方式让22返回地球；作为个体乔亦通过“牺牲”完成了人性向神性的升华，也实现了向克尔凯郭尔所认为的人的第三种存在层次， 即宗教性存在层次的飞跃。克尔凯郭尔认为，人有三种不同的存在层次：即感性的、伦理的与宗教性的。

与《心灵奇旅》不同，《小红花》的主人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或“私愿”，不顾一切地看“未来世界”，以满足个体愿望，这样的人物设置是没有错误的。就像《心灵奇旅》中的乔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成功之梦一样。但后者不一样的，是乔没有止于个体伦理层次上的成功。他对自己演出成功这件事进行了重新审视与思考，在意识到了因自己“私愿” 所导致的后果之后，为了弥补错误，他用“牺牲/ 救赎”的利他方式换回22重生，完成对自己与他人的救赎，这是人存在境界从“利己”到“利他”的一次飞跃式认知与升华。

后记

几年前在剑桥访学，发现在市区内可以看到分布各处的大大小小墓园，我住所的斜对面也有一个。偶尔来访的国内朋友住在墓园的另一侧，由于不祥之感， 她更愿意绕一段路而不是直接穿过墓地而来。

墓园的那侧有个常去的超市， 每次买东西回来经过层层叠叠的墓碑时，看到长椅我都会放下东西歇一下。

歇息时看看周围的环境：参天大树、砾石路、高低大小各异的墓碑，还有零星的鲜花。坐在长椅上想着这土地下躺着的人们， 有时会害怕踩到他们。看到鲜花和家人清理过的墓草时，才会减少这种负疚。

偶尔也读墓碑上的字：“别忘了我们啊，要常回来看我们。” 这是一个在二战期间夭折的只有两岁半的婴儿的墓。他的旁边有年长者、中年人的墓碑，有新墓碑，也有三四百年前的旧墓碑。看着墓碑立碑的时间和斑驳模糊的墓上铭文，觉得时间倥偬恍惚， 而偶尔传来的年轻人说笑声会打断这种感觉。

和朋友的感觉不同，每次穿过墓园，并没有朋友所说的不祥之感，相反却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因为知道人最终无论是骨灰还是身体，最终都是要躺在这土地下面，知道了自己的最终归处， 除了踏实，还有了对它提前的亲切感和温暖感。

是为记。

文丨张冲